案涉原仲裁裁决（以下简称 “裁决”）由瑞士仲裁机构作出，该仲裁程序中，申请人为 [B]，被申请人为本案被告 DKC。2017 年 3 月 21 日，[B] 通过《转让协议》（Deed of Assignment），将其依据裁决享有的权利转让予 DKB，DKB 由此成为裁决的权利受让人。

2017 年，DKB、DKC、[C] 与 [D] 四方共同签署《和解协议》（The Settlement Deed）。根据该协议约定：[C] 以 1.5 亿美元收购 [D] 持有的 [E] 公司股权，DKB 则同意中止裁决的执行程序。

《和解协议》相关条款内容如下：第 3.8 条设定分期付款义务，明确 DKC 与 [C] 就向 [D] 支付 1.5 亿美元股权收购款承担连带责任（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），付款周期为 2017 年 4 月 1 日至 2027 年 3 月 31 日；第 3.9 条规定，若任意两个预定季度的应付款项未全额支付，即构成违约；第 3.11 条载明，违约情形发生后，[D] 有权依据连带责任向 DKC 与 [C] 追索剩余未付款项，金额计算方式为总款项扣除已付款项；第 3.12 条约定，若因违约导致裁决恢复执行，应从 DKC 应付金额中扣除 DKC 与 [C] 已实际支付的款项，扣除上限为 1.2 亿美元；第 4.1 (c) 条明确，若 DKC 或 [C] 违反协议义务，DKB 有权申请恢复裁决的执行；第 6.2 条规定，因该和解协议引发的所有争议，应提交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（SCC），依据快速仲裁规则进行解决，争议处理适用英格兰法律。

此后，根据 DKB 的主张，DKC 与 [C] 自 2017 年起未按协议约定支付季度款项，已构成违约，故 DKB 依据《和解协议》第 4.1 (c) 条，主张恢复原裁决的执行。

DKC 则以制裁相关事由进行抗辩，其主张：因 [H] 先生受到美国政府制裁，[H] 先生直接或间接持股 50% 及以上的实体均被纳入制裁范围，[D] 亦因此成为受制裁实体，基于此，DKC 与 [C] 无法继续履行付款义务；且在通过仲裁程序认定是否构成违约之前，DKB 无权申请恢复裁决执行。

2024 年 4 月 24 日，DKC 在 HC/SUM 1177/2024 案件中向法院提出申请，依据 IAA 第 6 条请求中止裁决执行（以下简称 “中止申请”）；同日，DKC 还在 HC/SUM 1133/2024 案件中申请撤销执行令。

2025 年 1 月 22 日，[D] 依据《和解协议》第 6.2 条约定的仲裁条款，向 SCC 提起快速仲裁（Expedited Arbitration），启动仲裁程序并提出请求：确认 DKC 与 [C] 未支付款项的行为构成违约。

DKC主张，其有权依据《新加坡国际仲裁法》（IAA）第6条中止新加坡高等法院内涉及裁决执行的诉讼。该条款适用于在法院诉讼程序中提出与仲裁协议“主要事项”相关的诉讼时，仲裁协议一方可申请法院中止诉讼，以便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。

《新加坡国际仲裁法》IAA第31条是援引《纽约公约》框架下规定的强制性拒绝执行标准，分为三种情形：

31(2)：被执行方证明程序瑕疵或仲裁协议无效等；

第31(4)：法院主动审查时发现仲裁事项不可仲裁或执行违反公共政策；

第31(5)：裁决在原裁决国申请撤销或中止时，法院可酌情中止新加坡的执行程序。

根据斯德哥尔摩商会2023年版《快速仲裁规则》：

第14条 允许仲裁机构董事会决定是否允许新当事人加入仲裁；

第16条 可合并仲裁程序；

第43条 要求自案件提交仲裁员起3个月内作出裁决（时效紧迫）。

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的针对以下5个焦点问题，做了详细的分析。

1.适用法律的判断

法院认为，本案申请依据《国际仲裁法》（IAA）提出，应适用新加坡法律，即申请地法。法院否定了DKB援引的案例Northumbrian Water Ltd v Doosan Enpure Ltd [2022] EWHC 2881 (TCC)，认为该案例适用英国法，无法支持新加坡法院处理IAA第6条中止申请时应参考英国法。

此外，法院认为，尽管通常法院不会在中止申请中对案情作出实质性判断（如明确胜负），但在决定是否附加中止条件（如担保要求）时可以参考其他案件，如ESCO Corp v Bradken Resources Pty Ltd [2011] FCA 905和Soleh Boneh v Government of Uganda [1993] 2 Lloyd’s Rep 208。

2.是否适用《和解协议》第6.2条仲裁条款的争议

法院认为，双方存在两个争议。第一个争议是关于制裁辩护，涉及DKC和[C]是否未按照《和解协议》第3.8条支付款项，是否构成违约，这关系到《和解协议》第6.2条的仲裁条款。

第二个争议是关于合同解释，涉及是否未按第3.8条支付款项时自动取消中止执行裁决，这也属于《和解协议》第6.2条的仲裁条款范围。

因此，法院认为，这两个争议属于合同争议，应通过仲裁解决，而非由法院裁定。

3.是否应将争议提交仲裁

本案的争议实质上是关于DKB是否有权执行仲裁裁决，而是否有权执行依赖于“DKC和[C]未付款是否直接取消中止执行”，这属于仲裁协议范围。法院援引新加坡的案例（如Tomolugen、Sumito、AnAn等），认为若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，且争议属于其范围，应暂停诉讼并提交仲裁，法院不应先行判断争议实质。法院认为，对于程序滥用问题，附加担保条件可以平衡各方利益。最终，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符合仲裁协议的范围，应暂停诉讼并提交仲裁解决，与IAA第31条的精神一致。

4.是否可以批准中止执行

根据IAA第31条第2款，法院在特定法定事由下可以拒绝执行仲裁裁决（如程序不公、仲裁协议无效等）。第31条第5款还规定，在仲裁裁决被申请撤销时，法院可以暂缓执行。然而，第31条并未排除在裁决后，双方根据合同安排执行裁决的合法性。法院认为，在裁决作出后，若双方就执行作出安排并约定争议通过仲裁解决，这符合IAA第6条的规定。因此，法院下令中止执行，认为即使没有IAA第31条所列的法定不予执行事由，若存在合同性执行安排及仲裁协议，争议仍应提交仲裁。

5.中止条件

法院同意中止执行程序，但要求DKC在10天内提起仲裁，确保仲裁程序不会延误。法院认为没有证据表明DKC会转移或隐藏资产，因此不需要提供财产担保。

根据《新加坡国际仲裁法》（IAA）第6条的规定，只要一方能够初步证明存在适用的仲裁协议，并且争议在协议范围内，法院通常会中止诉讼程序，而不会审理争议的实质内容。这一做法体现了新加坡法院对仲裁程序的支持，强化了“仲裁优先”原则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核心价值。

从法律角度来看，本案体现了新加坡法院对仲裁优先原则的坚定支持。根据《新加坡国际仲裁法》（IAA）第6条，只要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，且争议属于协议范围，法院应当中止诉讼程序，将争议交由仲裁解决。这一规定强化了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方式的地位，强调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，避免了法院介入并干预仲裁程序的独立性和完整性。

尽管IAA第31条列出了拒绝执行仲裁裁决的法定理由，本案表明了这一规定的灵活性。法院认可，在裁决作出后，若当事人就执行达成的后续合同安排（如《和解协议》）对执行裁决提出限制，这为债务人提供了在不挑战裁决合法性的前提下限制执行的途径。

同时，如果在《和解协议》履行过程中出现违约或执行恢复问题，这属于合同争议，法院会支持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，依据IAA第6条中止诉讼程序（包括执行程序）。这一做法体现了新加坡法院的平衡能力，即既承认仲裁裁决的强制执行性，又尊重当事人在裁决后的合同安排。法院不直接判断合同义务是否构成执行限制条件，而是将该问题交由仲裁解决，从而维护仲裁的优先性和自主性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法院并非无条件批准中止，而是审慎设置了程序性条件，要求DKC在十天内启动仲裁程序，以避免仲裁被用作延迟执行的工具。

从实务角度看，本案揭示了仲裁协议在执行程序中的灵活适用，尤其是当事人在仲裁裁决后就执行达成的合同安排（如《和解协议》）为债务人提供了另一条限制执行的途径。在执行仲裁裁决的过程中，债务人可以通过合同条款设定执行条件，从而避免直接挑战裁决的合法性。这种做法不仅体现了新加坡司法实践的灵活性，也为企业和当事人在跨境争议中提供了更多解决问题的路径。法院在批准中止执行时，附加了程序性条件，要求DKC在十天内启动仲裁程序，确保仲裁不会被滥用为拖延执行的工具，这一做法既保障了仲裁的高效性，也防止了滥用诉讼程序。

案例来源：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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